面對環保,不能再墨守成規
文章來源:銀通上海辦事處花絨科技????關鍵詞:保溫材料????發布時間:2017-09-08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馬勇談環境公益訴訟
在日前于山東臨沂召開的2016中國玻璃產業清潔生產與綠色發展高層論壇上,與會者除了探討相關技術之外,還達成了這樣的共識:排放標準趨嚴、環境監管執法將更有力度、環境公益訴訟將更加頻繁,而這對于企業來說,既是壓力也是動力。
涉及領域寬,懲罰力度大
不約而同地,此次論壇上兩位發言嘉賓都以首起大氣污染環境公益訴訟為例,從各自的角度講述新環保法對玻璃產業綠色發展的影響。中華環保聯合會訴德州晶華集團振華有限公司一案雖已塵埃落定,但其對行業的警示意義非常深遠。曾經在中華環保聯合會工作10多年的馬勇,曾主導了振華一案前期的訴訟工作。
“大氣污染公益訴訟案件的特點之一,是涉及領域寬,而且會越來越寬。”馬勇介紹說,此類案件不僅會涉及傳統污染行業,如玻璃、陶瓷、化工等,最近還涉及機動車的大氣污染,如綠發會去年對德國大眾汽車尾氣排放超標提起了公益訴訟,最近對生產銷售汽車“年檢神器”的企業和網絡平臺也提起了公益訴訟。
另外,可能涉嫌破壞生態類的采礦業和溫室氣體排放也是大氣污染公益訴訟將會涉及的領域。“溫室氣體排放類的案件目前還沒有,但我們已經在著手準備了。對于大氣污染排放企業來說,或多或少都會涉及到溫室氣體排放。我國溫室氣體排放穩居全球第一,這是未來公益訴訟將針對的重要方向。”馬勇說。
聯動效果強是大氣污染公益訴訟案件的第二大特點。從目前的各類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來看,環境公益訴訟的提出和進行,大多與其他法律制度、手段實現了合理銜接。
“振華案就是比較典型的行政處罰和公益訴訟相銜接,行政部門對企業進行了處罰,問題沒有解決。為了結束環境違法行為,必須要跟進另外一種制度(公益訴訟),形成疊加效果,形成合力打擊違法行為。”馬勇表示。
而隨著環保部門的信息公開工作的完善,環保部門對企業的行政處罰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向公眾公開。也就是說,只要有相關的行政處罰產生,企業就有可能面臨公益訴訟。一旦沾上公益訴訟,對企業無疑是非常沉重的負擔。綠發會今年在起訴的河北大光明實業集團嘉晶玻璃有限公司,目前已不能正常投入運營。因為一旦涉及訴訟,意味著銀行對企業的貸款即終止。
“有些企業確實面臨很多困難,但是沒辦法,這就是我們目前面臨的現實,也是目前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期和特殊時期。你有你的困難,但是法律要去落實。所以在這個時候,大家一定要注意盡量遵守國家規定。”馬勇提醒.
而刑事訴訟和公益訴訟的銜接則會讓企業經營管理者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同時,面臨高額治理、修復環境費用。根據相關法律規定,非法處理有毒有害物質超過3噸,就要被追究刑事責任。
“刑事處罰力度非常之大,量也非常大,尤其是浙江、江蘇、山東對這方面的追究毫不手軟。去年我們在江蘇徐州提起了5起公益訴訟,都是先追究刑事責任之后,再提起民事公益訴訟。”馬勇表示,刑事訴訟和民事公益訴訟相結合的案件越來越多。
一些環境事件也會引發公益訴訟,比如今年1月綠發會就山東省章丘市發生的非法傾倒危險廢物致4人死亡的案件,提起了環境公益訴訟。
“索賠數額大”是大氣污染公益訴訟最顯著的特點。“動輒上千萬元,甚至過億元,這對于企業來說影響是非常大的。”馬勇說。
規范企業行為,促進綠色發展
2015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公布。根據司法解釋,在設區的市級以上民政部門登記的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以及基金會等社會組織可依法提起環境公益訴訟。
馬勇認為:“公益訴訟制度的設計是國家治理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們國家一直以來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治理,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允許社會組織作為第三方介入環境保護工作,這是一個開創性的突破。”
據統計,目前符合公益訴訟原告主體資格的社會組織有700多家。從2015年新《環保法》實施至今,一共有14家環保組織提起了各類環境公益訴訟案件100多起,這其中,90%是直接對企業提起的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絕大多數由社會組織提起。
“將來會有更多的社會組織加入到公益訴訟隊伍中來。”馬勇認為,這一制度將有效規范企業的環境行為。
現在的環境保護和十年前的環境保護力度已經大不一樣。從管理上來說,以往的環境保護一般都是屬地管理,如今環境執法部門實現垂直管理,不再對當地政府負責,而是對上級環保廳負責。
“屬地企業能給地方財稅帶來收入,所以出現問題后,地方政府一般都會做一些工作,幫助企業進行所謂的健康發展。但現在不一樣了。等著、靠著當地政府幫你去擺平、解決一些問題的觀念要轉變了。”馬勇告訴記者,一些國有大型企業管理者的觀念已經轉變過來了。
馬勇提示,對于包括玻璃在內的建材企業來說,一定要按照法律法規的要求,盡量遵紀守法,新建、改建、擴建項目時,至少要做環評。
過去“先上車,再補票”的情況很多,違法成本低。按照以前的規定,沒有環評的企業被查出來,要求是“停止建設,補辦環評”,而按照新《環保法》的規定,沒有環評的話,是停止建設、處以罰款,并可責令恢復原狀。
“現在可能還沒有直觀的感受,因為有兩年的緩沖期。”馬勇說,2014年新《環保法》頒布之后,為配合它的實施,國務院辦公廳又印發了《關于加強環境監管執法的通知》。通知的其中一項內容,是要求地方清理一些“土政策”和違規項目。
“說白了,從2015年到2016年,很多問題還可以沿用以往的方式去解決,但從2017年開始就不是這樣了。”馬勇表示,國家對環保已采取責任終身追究制,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厲的法治,將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保障。公益訴訟從另外一個層面推動企業環境行為的規范。
此外,在嚴厲的環境執法態勢下,規模較小的、不愿治理的企業的生存空間會被壓縮得越來越小,并最終被淘汰。環境公益訴訟將促使相關行業實現新一輪的重組和轉型。
環境公益訴訟還將推進企業綠色發展。綠色發展是資源型產業必須要走的路,首先企業的理念要綠色,沒有這一理念,很多工作會流于形式。
“一方面,企業環境行為將受到法律法規的約束,另一方面,還將逐漸受到外部環境的約束。”馬勇認為,綠色產業鏈的提倡也將促使行業上下游企業走上綠色發展之路。
這一點,山東旭坤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總經理高元飛深有體會。這家主要生產玻璃口杯的公司,是宜家、沃爾瑪的供應商,經采用北京濟元紫能環境工程有限公司的煙氣治理設施后,公司窯爐的NOX排放濃度從3500mg/Nm3降至100mg/Nm3,顆粒物排放濃度從600mg/Nm3降至30mg/Nm3以內。
高元飛向中國建材報記者表示,雖然公司為此投入了巨額資金,但因為這一舉措,使得公司形象和產品售價都有了很大提升。
“總體來看,環保壓力是很大,但壓力也是動力。”馬勇建議,所有的企業都應從更高的角度考慮轉型、管理方式的轉變。如果這一轉變實現得好、實現得早,那么之后就會有很快的加速度;如果在這一潮流中還是墨守成規,企業和管理者個人都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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